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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监管重点上，《意见》聚焦四大关键环节精准发力：严把准入关口，在登记阶段明确告知慈善组织非营利属性及财产管理要求，严格名称审核、业务范围审定和负责人备案，强化年检年报、信息披露和违法违规查处；强化内部治理，推动党建工作与登记、年报、评估深度融合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，严格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，规范分支(代表)机构管理；健全协同机制，明确登记管理机关、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及财政、税务、公安、网信等职能部门监管职责，实现信息共享、联动执法；严打违法违规，依法查处虚假慈善、违规收费、滥用捐赠财产等行为，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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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路磊的观察，当前像李沐阳所遭遇的“误判”，主要源于平台普遍采用的AI识别模型。“这些模型通过学习海量AI生成内容建立判定标准，却容易将人类创作中的优质特征误判为AI产物。”例如，画师反复打磨的笔触与色彩搭配，学术论文中逻辑严密的表达，都可能被系统标记为AI作品——越是精良的作品，越容易被误判，形成一种技术悖论。
那么，如何构建既具穿透力又具备广泛适用性的规范？在冯子轩看来，应通过“底线”与“弹性”相结合的方式搭建基础框架：“即由法律确立统一的标识标准，同时为不同应用场景预留适配空间。明确‘显式标识’与‘隐式标识’的双重要求，并通过责任分层机制匹配不同场景。”例如，服务提供者承担“源头标识义务”，平台履行“核验补充义务”，并对用户故意删除标识的行为明确法律责任。
事实上，除强制标识外，AI相关法规仍在不断完善中。职业律师安宇华指出，目前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暂行管理办法》与《人工智能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等均属于部门规章，法律效力层级较低，内容也较为零散，缺乏一部高位阶的统筹性法律。“以温峥嵘遭遇的AI换脸事件为例，维权仅能依赖肖像权、隐私权等分散条款，对大规模声誉损害难以量化界定，缺乏强有力的高阶法律支撑。”
在规则统筹不足的同时，具体细则也有待进一步明确。冯子轩认为，当前的双轨标识机制标准模糊，处罚规则不够清晰，有必要出台更详尽的执行细则。“例如，以强制性国家标准为基础，确保隐式标识可跨平台追溯与核验；将罚款额度与违法所得挂钩，按违规情节分层处罚，对恶意篡改标识、批量造假等行为加大惩处，并明确创作者、平台及技术提供者的责任边界。”